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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灭亲”还是“亲亲相隐”

发布时间:2017-08-14 16:12:47 作者:袁琳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论语子路》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其大意为,叶公对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家乡的正直的人和你讲的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这才是内在的正直。”显然,在对儿子是否应该告发父亲一事的态度上,孔子并不赞同“大义灭亲”,反而更倾向于“亲亲相隐”。

“亲亲相隐”指的是亲属之间如果有人犯了罪,那么他的亲属应当为他隐瞒罪行,做到“不告发、不作证”。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认为若要维护社会秩序,就不能违背人的自然情感,而强迫人们告发亲属罪行是违背人的自然情感、罔顾人伦的行为,这样做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汉朝的汉宣帝(公元前91年—前49年)曾颁布诏令,规定“亲亲得相首匿”,即对于谋反、大逆之外的罪行,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可以相互隐匿,不予告发或作证。由此,“亲亲相隐”就正式成为中国封建法律原则和制度了。到唐宋时,“亲亲相隐”的内涵又进一步得到了扩展—同居者之间都可以相互隐瞒。明朝的《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也规定“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到了清朝,律法中规定,“子告父……若取告属实,子亦受杖一百,徒三年之刑。”

“亲亲相隐”原则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中国古代律法中占有重要地位,除了与它具有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和家族制度的作用而受统治者推行这一原因密不可分之外,还因为它体现出了对人性的尊重、理解和对人文的关怀,这也是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内在支撑。假若法律强迫一个人抛弃亲情去证明亲属有罪,确实有违人性,背离人情,而这样“不近人情”的法律也很难推行于民吧!

人性之本能,古今中外皆如是。因此,“亲亲相隐”的法律传统也并非为古代中国所独有。在西方,古希腊的宗教和伦理均反对子告父罪。而在古罗马,法律中关于亲属相容隐的规定则更多,甚至亲属之间相互告发会丧失继承权。近代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中也提出了质问:“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法律……”

再回到现在,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一规定明确免除了被告人的配偶及直系血亲的出庭作证义务,同时也被看作是对“亲亲相隐”思想的继承。

我国古人说:“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西方的孟德斯鸠亦说:“为了保存法纪,反而破坏人性是为恶法。”因此,法律与人的正当情感不应该成为对立关系,“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正是归结于其对人性的回归、对人文的关怀。但是,当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他人的重大利益面临危险或受到侵害时,“亲亲相隐”是否应该被限制而让位于“大义灭亲”呢?这是个值得我们审慎思量的议题。

 

法律小贴士

免除出庭作证义务是否等于免除作证义务了呢?理论上存在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为,该款免除的仅仅是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的出庭作证的义务,他们在庭下仍需履行提供书面证言的义务;另一种解释为,该款规定的就是亲属证人“免于强制作证的权利”。

(本文刊载于《青少年法治教育》中学版2017年第三期)